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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的密码 作者:张志明   更新时间:2020-10-05 10:45   阅读次数:[]

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仅成为世界政党关心的课题,而且越来越成为国外研究中国的热点问题,更是走过百年风雨历程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思考和总结的重大课题。中西方关于政党元概念的分野,使得简单地从西方政党政治维度解读和探寻中国共产党奥秘的尝试难以成功。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仅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的结合,而且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和智慧的结合。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仅与西方政党有了质的区别,也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有很大的不同,彰显了独特的政党气质和品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是命运一体、休戚与共的。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清楚了什么是中国革命,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搞成功这样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探索清楚了要搞成功这样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才能建成这样的党。中国共产党通过伟大的自我革命,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完成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苦难辉煌,形成了党的事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良性互动,得出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历史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我超越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自我超越的历史进程,这种超越将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始终。

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册上,100年也许只是历史的一瞬。但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彻底改变近代中华民族苦难命运的100年,是根本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命运的100年,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100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无数人间奇迹的100年,是功垂万代、彪炳千秋的100年,是感天动地惊天动地的100年。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品格和内涵,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气质和境界。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中诞生,为拯救中国人民和复兴中华民族而立。因此,当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遇到了中国共产党,就上演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上石破天惊的风云际会了,就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就让中华大地开始发生凤凰涅槃的沧桑巨变了,就让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开始鸣奏异彩纷呈的恢弘乐章了。

100年的无数曲折坎坷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每次都以伟大的自我革命精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这些磨难化作砥砺前行的逆增长缘,进而走向更加高远深邃智慧的领导境界。

鲁迅先生在1924年发表的《突然想到(六)》一文中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确,这是中华民族走进近现代以来最急迫、最实际、最热切的诉求。近现代中国任何组织和力量,如果能带领中国人民把这三件事完成,中国人民就会追随她拥护她。从1840年到1921年的80余年间,中华民族陷入越来越深重的全面危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用短短28年的时间,就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三座大山,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的生存危机,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光荣独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领导中国人民用70余年的时间,不仅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大踏步地走到了当代世界大国强国的行列,使中华儿女享有了空前的自豪和尊严?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籍究竟是什么?

这是今天世界各国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询问,也是国外很多学者特别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追问。于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为全球中国问题研究的显学。但是,国内外学界的一些研究出现了一种貌似趋同的有趣现象,那就是都对中国的发展治理成就和领导这种发展治理的中国共产党解读失灵。我们仔细探究其原因发现,西方国家的学者一直试图用西方政治逻辑来推演解读中国共产党,国内一些学者也往往是用被翻译过来的西方政治逻辑来解读中国共产党,并对中国共产党治理中国的历史作出自己的逻辑解读和法理判断。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与这些所谓的历史逻辑演绎全然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也不可能按照他们设定的逻辑标准去领导发展治理,而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在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进一步分析探究这种解读失灵,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中西方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不同,特别是中西方政党元概念的不可通约性。

在西方政治理论中,对“政党”这一元概念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政党”就是“party”(部分)。西方民主政治发展到政党政治阶段后,基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传统,的确是通过多个“政党”(party)的竞争来实现其民主理念的。意大利政治理论家G.萨托利就强调说:“政党(party)一词,原义只是全体中的一部分(part);全体由多个部分组成,故政党本义即是‘多个政党’(parties)”“如果政党不是一个‘部分’,它便是个假政党;一个全体被指称只是一个政党,它便是假全体。”这种关于政党的认知,绝不是个别学者的个人观点,也不是简单的概念界定,而是西方国家普遍的政党信念,成为他们共同的主流意识形态。由这样的概念出发所构建的西方政党政治理论体系,有一套非常严密的逻辑范式。它强调在真正的政党政治条件下,政党控制和运作政权及政治生活都是按照下面三种路径加以实现:一是政党通过竞争争取成为执政党来控制和行使国家政权;二是政党通过各种政治参与活动对国家政治生活施加影响;三是政党协调处理本党与国家、与其他政党以及社会组织的关系等。其实,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政治逻辑、政治范式和政治话语体系,都是基于他们的政治传统和历史演变,有它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把这一套范式作为所谓的普世真理,以救世主的心态强加于别的国家,并运用这种逻辑范式去评判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凡是符合这一逻辑范式的都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凡是不合乎这一逻辑范式的就是“专制国家”。由于共产党国家的政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party”(部分)理念,而是整体(或全体)意义上的政党概念,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由此得出结论:无论这些国家取得什么样的文明建设成就,这些国家的政党就一定是而且必须得是“伪政党”“伪整体(全体)”,这些国家就一定是专制独裁的“非民主国家”,一定对西方“民主自由”世界构成威胁,必须要颠覆推翻而后快。这就是他们话语霸权、逻辑霸权、学术霸权后面的政治霸权和军事霸权。

显然,这种话语霸权主义与学术研究所提倡的理性批判精神是不相容的,已经超出了学理讨论的范畴。即便是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也是根深蒂固的。这就是他们对中国和平崛起无所适从、惊慌失措的深层心理,也是他们炮制鼓吹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深层心理。进而,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以这样的偏见和傲慢来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此来判定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宣示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党,不是他们规定的代表部分利益的党。他们声称中国的民主党派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不符合他们规定的政党资格,即不是企图通过竞选获得执政地位而运作和影响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而只是配合中国共产党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这样的判断是非常武断和蛮横的,完全不尊重中国政党政治产生的独特背景和独特国情。这种做法与科学理性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这种结论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掉入他们的逻辑范式,中国共产党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认同,都会被他们加以误读和扭曲,这是需要我们特别警醒的。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政党,而且是现代政党中最先进的政党,中国的民主党派也是政党,但两者都不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政党从走进苦难中国的开始就不是西方国家的样子,一些人也曾学习照搬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模式,结果都被历史无情地宣告失败和终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反问,为什么必须要以西方政党的概念作为政党界定的唯一标准呢?为什么用西方政党理论说不清楚中国政党制度问题时,就不怀疑是西方政治学的政党概念出了问题呢?当年中国革命的很多重大问题,无论是按照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还是苏俄革命的标准,都无法解释清楚,因为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所有已有革命的解释范畴。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难题,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系列独特问题,才在短短28年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发展的较长顺境中,在不少共产党国家遭遇的种种曲折和挫折中,一些人开始感到,共产党国家这些历史进程中的坎坷,仿佛再次印证了西方这种貌似真理的话语霸权的“合理性”。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中国共产党自身改革建设所带来的巨大成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局面开始发生悄然变化,以至于西方战略学家开始调适他们对“中国威胁论”的解读。他们声称将来对西方国家来说,真正的“中国威胁论”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更多的可能是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价值观。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在《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建》一书中对西方国家一些政治学者提出忠告,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治理挑战,其特殊性和复杂程度已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与知识的范畴。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应对人口相当于2.6倍的欧洲这样一个巨型国家的有效治理挑战。西方政治学者不要自我膨胀,以为当前西方主流政治学有能力指导中国如何构建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一句话,再试图用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的概念、框架和逻辑来解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治理,已经显得越来越不合适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治理经验已经有足够的积淀和准备,促使中国政党理论研究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境界一样独辟蹊径,大胆实现“政党”这一元概念的突破与创新。然后以此为支点,探索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独特功能定位的使命型政党的内在规定性,阐释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命运一体的特征,廓清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从功能定位到组织体系、结构形式和活动方式的不同。最后从党与国家民族命运一体的本质特征出发,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并善于从这种良性互动中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学理框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说清楚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走过的苦难辉煌历程。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因此,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肩负着拯救和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她代表的不是中国社会部分阶层的利益,而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她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与西方政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迥异,其承载的功能使命也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展开的组织架构和活动方式更是反差巨大。因此,一些人简单地用西方政党的功能逻辑标准来评判中国政党制度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必须把政党制度置于各自国家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场景中,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我们发现,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越来越大,随着一个个生动的中国故事的传播,随着一个个中国共产党发展治理成就的出现,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开始尝试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视野来研究和解读近现代中国。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迈斯纳评价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共产党人与其说是一批共产主义者,毋宁说他们首先是一批近代中国维新事业的继承者。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中共中央党校访问座谈时,就曾经对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同志感叹过,同样是共产党执政,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成效与苏联东欧共产党反差这么大。她发现中国共产党治理自己的国家是有一套独特的中国式的办法的,这套办法是应该被尊重的。默克尔总理年轻时期在东德工作生活过很长时间,后来又到西德工作生活,切身经历过东西德两种社会制度。有这样阅历的西方政要说出这样的感慨绝不是偶然的,她是有感而发。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她属于西方阵营,但能够感受到她对中国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敬重,因为中国共产党与她感受到的苏联东欧共产党不一样。因此,不能简单地拿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演变逻辑来认识和对待中国共产党。2017年11月,笔者带领中央党校学者代表团去美国访问期间惊喜地发现,美国著名大学(包括当时参加交流的斯坦福大学、乔治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著名智库(包括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亚洲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重点,有很多已经聚焦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要研究清楚当代中国,就必须研究清楚中国共产党;要研究清楚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按照西方的逻辑去解读,就必须研究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布鲁金斯基金会的几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提出,要研究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必须研究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党建,他们在发言中一直用汉语拼音强调“党建”。乔治城大学副校长提出,美国学者要加大与中国党建学者的交流。他们越来越感觉到,对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来说,中国的党建研究是中国的独特学问,是能够说明中国共产党成功秘诀的学问,而不是模仿美国的学问。这些言论尽管不一定特别准确,但是至少表明,他们从一个侧面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不仅与西方政党不同,而且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很不同。而且他们认为,这些不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之处,而且更是其优势所在。换作我们的话说就是,这种独特优势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所结成的命运一体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一体特征,不是自封的,不是一厢情愿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国家民主富强真实历史的写照。自世界政党政治以来,曾经在一个国家民族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党有不少,但大多数要么昙花一现,要么时过境迁。即便是对一个民族曾经起过决定性影响的党,比如苏联共产党,可以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同体共命很难成立。中国共产党不一样,在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上,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最为独特的一个大党,其特殊的品格和精神铸就了党与中华民族命运一体的特征。从中国共产党孕育诞生一直到今天,中华民族的命运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只有党的建设取得成就,党才能够做到始终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学理逻辑必然是,首先在理论上廓清党要领导人民做什么事情,如何做好这些事情,以及要做好这些事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通过自身建设建成这样一个党。

我们常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不仅是历史的结论所在,也是历史的逻辑使然,更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说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中国的事情,一件是党的事情。把中国的事情和中国党的事情在理论上阐释清楚很不容易,在实践中做成功更不容易,但中国共产党做到了,成功了。

首先,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完成了第一件事情,即近现代中国遇到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要通过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事情?什么是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不同?与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不同?与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有什么不同?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如何遵循这种规律把中国革命这件事情办成功?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什么中国要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办好中国的事情?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件事情办成功?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华民族独有的大智慧大气魄,成功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些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历史性课题,并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成功地回答和解决了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命运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为中国人民高度认同和拥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做成功了第二件事情,即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第一件事情搞懂弄通以后,同时给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独特、复杂和艰难的课题。这些课题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同样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办好中国革命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政党?如此艰巨复杂的中国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吗?既然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那么这种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才名正言顺,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怎么可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非常棘手但又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个理论问题解决不了,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悖论,即中国共产党费尽千辛万苦探索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规律,但在理论上却失去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局,中国共产党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为了得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否定已探索的正确结果,即对中国革命性质坚持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判断,而否定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但这种不实事求是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做的。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使中国共产党不仅建设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同时建设成了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办法就是通过“重视从思想上建党”,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既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纯洁性特质,同时又具备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最广泛代表性的品格。通过党的建设实现了两个先锋队的统一,党就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也就是说,领导中国革命的资格不是看一个政党的名字,也不是看一个政党理论上名义上的阶级基础性质,而是看一个政党在革命实践中其阶层利益的代表性,是要看一个政党能否通过自己的领导行为和奋斗实践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支持,看一个政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水平和能力。破除名相,注重实践。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明智慧,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后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慧。这一智慧运用到了中国革命中,孕育出了伟大的实事求是党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验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理论能力和领导能力,印证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功,也证明了必须紧紧围绕中国革命进行党的建设,必须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建设良性互动中把握党的建设的内在遵循。

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系列重大课题等待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回应和解决。那就是在经济文化基础非常落后的中国搞好社会主义是一件非常艰难复杂曲折坎坷的事业,是前人没有走过的全新探索和实践,做好这件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品质和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水平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好这件大事?怎么样通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把自己建设成为这样一个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有什么不同?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积累的优良传统和好的经验办法,还能不能在全国执政条件下继续使用?如何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创造性地实现历史传承的同时,针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实现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和时代创新?特别是在没有外部残酷战争环境制约,在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通过党的建设成功地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率”,既保证国家权力的人民主体性质不变质,又能够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毛泽东同志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总结过,中国人民为什么会跟着共产党走,而不跟着国民党走。那是因为,人民想要获得解放,就一定会把领导中国革命的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并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要想取得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权,就必须通过党的自身建设保证共产党对国家民族、对人民群众做到这两条:一是态度好,即忠实地、无私地、全心全意地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办实事;二是能力强,即有能力保证能够真实代表并实现和满足国家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诉求。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人民就会把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权力委托给中国共产党人。注意,毛泽东同志用的是“委托”一词。很显然,既然是委托,就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意味着,过去委托不代表现在委托,现在委托不代表将来委托。中国共产党人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要想不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要想通过长期执政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要自身过硬,就一定要做到毛泽东同志曾经生动比喻的那样,在中国人民眼里,中国共产党人要像柳树一样可亲,要像松树一样可靠;就一定要做到习近平同志强调的政治过硬、本领高强,要让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实践中切身感受到党这种实实在在的先进性。要想始终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因此,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在领导中国社会革命中不断实现自我革命的奋斗历程,是一个不断通过党的建设始终把党与国家,与人民构成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方面,同样在经历了曲折艰辛的探索之后,党领导人民回答和解决了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才能建设成功这样一个党等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举世钦敬的伟大成就。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